新一轮科技革命是否开启？科技革命得以实现的一个关键是新产品被广泛应用，历次科技革命背后都有较强的总需求支撑。比如，多个因素触发了英国工业革命，但美洲金银大量流入欧洲导致“通胀利润”，叠加英国人口和贸易大幅增长，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背景。再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例，美国政府采购为早期的信息技术发展创造了需求，但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与二战后到 1970 年左右美国践行“功能财政”理念以及 1980 年之后的全球化加速都紧密相关。具体来说，彼时美国财政扩张间接托底了外需，直接支撑了内需，而全球化加速为美国信息技术企业带来了广阔的国际市场。

从理论来看，古典主义“供给创造需求”的理念、将科技进步当作外生变量或者将科技进步主要归因于供给端的思维与现实有比较大的差距。凯恩斯主义认为需求决定供给的思维与现实更为吻合，因为需求决定企业投资动力从而影响资本形成与技术进步。需求不但影响短期经济增长，也会通过影响技术进步而影响潜在增长。疫情后美国从平衡财政重新转向功能财政，为其新一轮科技创新提供了较好的需求支撑，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次上调美国潜在增速。对于中国来说，我们认为庞大的用户数量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带来的规模经济优势将支撑其追赶式创新。但需要注意的是，科技创新与消费并非割裂，因为创新与生产终究要满足消费，而消费又反过来引导创新。在内生需求疲弱的情况下，增量需求依赖于财政政策，财政扩张意义深远，不仅支撑短期增长，也将助力科技创新。

正文新一轮科技革命是否开启？大家习惯于从微观视角来回答这个问题，比如通过梳理过往科技革命的特点与发展经验来展望未来。我们也从微观总结了科技革命的特点，但似乎难以判断新一轮科技革命是否已经开启，因为我们发现微观指标更多像后验指标，缺乏前瞻性。如果微观视角难以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宏观视角能不能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呢？

从宏观层面来看，我们发现历次科技革命背后基本上都有相对较强的总需求支撑。从本轮科技发展的背景来看，以引领式创新为主的美国似乎放弃了1980 年代之后较长一段时间内追求的平衡财政理念，转向了功能财政思维。

其需求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可能相对较好，这将有利于其科技发展。以追赶式创新为主的中国具有大市场带来的规模经济优势（单位成本优势）。但要注意的是，科技创新与消费并非割裂，比较强劲的消费对于科技发展的持续性与节奏非常重要，我们在发挥存量规模经济优势的同时，也有必要支撑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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