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2021 年二季度以来,产能利用率在多重因素影响下持续下滑。我们认为这是经济转换期中叠加外生冲击带来的短期镇痛,无需过度担忧,同时,未来产业结构上将出现一轮新旧产业的交替,制造业中高增加值商品份额将逐步提升。从政策的角度出发,短期内要继续以促进内需为抓手,协助产业轮动平稳过渡,着力推动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中国制造业正在从比较优势迈向竞争优势。近期海外出现较多观点认为我国出现了产能过剩引发的倾销行为,我们认为,中国并没有因为产能过剩而进行不正当的低价倾销。实际上,发达经济体的指责可能更多是源于中国从传统的比较优势逐渐转变为竞争优势,这种转变对过去海外高增加值和高附加值的产业构成了竞争压力。全球价值链模型(GVC)显示,与美国相比,中国低端产业全球增加值较低,而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较高。这说明美国尽管制造业总量不如中国,但其低端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较高。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全球增加值指数与价值链指数与美国的差距都在快速缩小,其中增加值指数较快,这说明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中国高端领域商品红利正在快速扩大。
新质生产力将加速转型速度。在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下,中国所处的产业链位置会进一步抬升,“卡脖子”问题会得到进一步优化,高端领域商品增加值与价值链地位将进一步抬升。从长期看,宏观环境决定了全球大市场的优势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继续留在中国,而全球兴起的关税贸易等保护主义的出现会进一步对外企进入中国市场带来困难,这将对海外大型跨国企业利润带来一定的压力。从战略上看,在“补链强链”的方针下,多数产业将通过升级转型的方式继续留在国内,其中对于低端产业而言绿色转型将是主要抓手。
加快产能优化,为新兴产业发展铺路。产业调整是宏观经济转型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升生产效率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我们建议在结合市场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合并、重组和升级,盘活存量资产,对产能利用率偏低的行业进行快速调整。同时,将有效投资引导至新兴产业,确保资源向高成长性领域倾斜,从而促进整体经济的稳健增长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具体措施包括制定差异化的产业政策,支持重点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以及加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建立产能利用率监测和预警机制,确保调整措施的有效实施。
风险提示:
1、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关税税率快速抬高或拖累外需表现;
2、若产业政策推进不及预期,则可能导致部分行业支撑不足。
2024 年 7 月 3 日背景近期,美国财长耶伦和国务卿布林肯在访华期间均提出中国产能过剩的观点,尤其是针对“新三样”(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的出口。随后访华的德国总理朔尔茨也对中国产能过剩表达关切。5 月 16 日,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文《做好准备,第二次“中国冲击”来了》,认为第一次冲击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对美国制成品出口激增,从就业等多个方面导致美国经济出现了不平等的后果;第二次冲击是指在中国消费放缓后,无法被消化的商品被大量倾销到国际市场,其中特别指出“新三样”对美国企业带来了较大冲击。
目前提出的产能过剩导致的倾销行为是指以远低于市场价格将产品以出口至海外市场,冲击海外相关企业利益。回溯历史,自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开启全球化时代后,商品贸易与汇率将全球串联,形成了分工明确的全球产业链,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就开始以低廉的价格快速流入发达经济体,特别是在中国加入 WTO 之后,全球贸易进一步活跃。数据显示,我国出口绝对量从 1995 年的 247.29 亿美元跃升至 2005 年的 1629.39 亿美元,十年内翻了近6.6 倍。
比较优势下的共同繁荣从 1995-2005 年,在接受发展中国家大面积出口期间,发达经济体除了受到互联网泡沫的冲击以外,基本维持了繁荣且稳定的经济增长。即使是在泡沫破裂的关键时期,经济中也没有出现恶性通胀、失业率失控、经济滑入负增长的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廉价商品没有对发达经济体的产业带来冲击,或者说,低廉的价格可能帮助其平衡了经济。最好的解释是:在比较优势下,当一国以低价销售商品时,购买方将会获利,因为其支付的价格更低,将更多的财富留在了国内。这是克鲁格曼眼中的第一轮冲击,改变了全球贸易中的供需关系。
随后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外需大面积滑坡,国内投资率超过趋势水平上涨、消费下降,经济体内出现了明显的内需不足。部分行业在内外需共同回落的背景下出现了产能过剩的情况,其中有两个因素:首先是软约束下部分大型企业忽视市场实际需求,出现了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第二是在前期出口较热的背景下,制造业企业维持了扩张的乐观态度。
但总体来看,每当经济中出现泡沫时,宏观调控都在短期内介入并进行了积极的调控,因为过剩往往与价格弱势、企业亏损紧密关联,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的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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